一个人的林业实践与一个县的林业试验

“只顾生态效益，一味减少杉木数量，是不切当地实际的；当然，只顾经济效益，忽视生态效益，也是绝不可取的。”老赵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而顺昌林业人之所以痛下决心转型，要从顺昌县国有林场岚下分场的一片林子说起。

“这只是一片很常见的纯杉木山场。但我们注意到，第一代纯杉木林一亩地出材量在30米左右，到了第二代只有11~12米，到第三代更是只剩8米。”国有林场岚下分场场长李贵喜和同事发现了杉木连栽和长期纯林化导致地力衰退、影响杉木长势的问题。

“传统‘一把火烧光’的造林方式，只种一个树种，在经营管理上简单，见效快；但人工针叶纯林林分单一，违背了自然界中多样动植物并存的规律，在生长过程中，必然出现生长率低下、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减退、病虫害发生率上升、林地综合生产力降低等结果，森林生态效益和综合防护能力下降。”顺昌县国有林场教授级高工钟兆全指出要害。

警钟敲响，大家逐渐意识到，竭泽而渔的方式并不长久。

在此背景下，2004年，顺昌将岚下分场另一片自1996年栽种的374亩杉木林作为试验田，开展集约人工林栽培近自然经营、现有林改培套种异龄复层混交林经营等“生态试验”。

经过多年培育，如今，该示范林已名声在外。走进其中，抬头杉木参天、平视闽楠繁盛、低头杜鹃遍地，一派和谐。

“这片林子每亩原有杉木218株，经过三次间伐，目前选择保留优势杉木32株，套种闽楠80株、杜鹃苗200株。虽然杉木株数减少了，但每亩林地杉木年蓄积增长量达1.47立方米，较国家制定的速生丰产林标准高了47%。”钟兆全说。

自变革之初，老赵就相信，在森林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之间，一定有一个平衡点。插杉木、一锄法……他仍时常向年轻的林业人讲授这些老林业人传下来的培育技术。

“国际上流行的近自然林业经营模式，其实我们老祖宗早就有了，只不过在率先追求经济效益的过程中，我们逐渐给弄丢了。现在，我们需要重新拾起敬畏大自然的心。”老赵认为，这种以“树种珍贵化、木材大径化、结构复层异龄化”为特点的近自然经营模式，旨在最大限度地恢复森林原生态，争取同时实现森林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2014年左右，顺昌县“改主伐为择伐、改单层林为复层异龄林、改单一针叶林为针阔混交林、改一般用材林为特种乡土珍稀用材林”的“四改”措施得到省、市主管部门肯定，作为典型经验向全省推广。

“行长”与“客户”

然而，对集体或个体林农来说，如果按国有林场摸索出的“四改”措施来营林，每亩造林成本要多两三百元。

“不炼山造林和保留阔叶树，一亩林地可获200元补贴。但背后涉及千家万户的利益，情况十分复杂。”顺昌县林业局资源站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了政策在具体推行中遇到的困难，“比如，一棵阔叶树占掉3亩地，可种植经济树木的面积就减少了。一个轮伐期经营权26年，前后轮林农不同，再加上阔叶树长得慢，等到下一次分山，下一户没拿到补贴就不乐意了。”

全县林业用地面积249.5万亩，其中，集体或个人所有林地190万亩，占76%。“要怎么改，你得先说服老百姓。”老赵说。

如何“说服老百姓”，让优质营林方案更好地全面铺开？

2018年，顺昌县依托县国有林场，在全国创新开展“森林生态银行”试点建设，借鉴商业银行的做法，将分散、零碎的林业资源规模化、集约化整合，实现森林增绿、林农增收、集体增财的多方共赢。

老赵，成了顺昌县“森林生态银行”的“行长”；双溪街道水南村村民夏六华，成了“森林生态银行”的第一位“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