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道统谱系中的韩愈

道统一词始见于唐代，秦桧也许是第一个用这个词专指儒家统序的人。但是真正将“道统”一词用作儒家思想、文化、学说传递谱系的无疑是朱子。

朱子《中庸章句序》曰： 《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 夫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以天下相传，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圣，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际，丁宁告戒，不过如此，则天下之理，岂有以加于此哉？ 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然当是时，见而知之者，惟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及曾氏之再传，而复得夫子之孙子思，则去圣远而异端起矣。子思惧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于是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更互演绎，作为此书，以诏后之学者……自是而又再传以得孟氏……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续夫千载不传之绪。

这是朱子第一次明确提出儒家有一个传承有自的传统，并指出了它的传承谱系：从上古圣神（尧、舜、禹……）到孔子，从孔子到颜子、曾子，从曾子到子思，从子思到孟子，到孟子失其传，直到程夫子兄弟以续不传之绪。在这个谱系中没有韩愈的位子。

但是韩愈有自己的系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韩愈没有用“道统”一词，但他的意识是很清楚的，他的谱系也与朱子契合。道统的观念与概念定型于朱子，但是道统的意识其实在孟子的时代就已经形成：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馀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馀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馀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

朱子在这一段话的后面有一段按语：“此言虽若不敢自谓已得其传，而忧后世遂失其传，然乃所以自见其有不得辞者，而又以见夫天理民彝不可泯灭，百世之下，必将有神会而心得之者耳。故于终篇，历序群圣之统，而终之以此，所以明其传之有在，而又以俟后圣于无穷也，其指深哉！”朱子在这里明确提出孟子是在“序统”。在这一段按语后朱子还有一段注文：“有宋元丰八年，河南程颢伯淳卒。潞公文彦博题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颐正叔序之曰：‘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其斯文为己任。辨异端，辟邪说，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盖孟子之后，一人而已。’”很清楚，朱子表明自己是接着孟子说的。

到了宋代，开始有人明确地把韩愈列入道统的谱系，其代表人物一为孙复，一为石介。孙复曰：“吾之所谓道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轲、荀卿、杨雄、王通、韩愈之道也。”

石介曰：“道始于伏羲而成终于孔子……伏羲氏、神农氏、黄帝氏、少昊氏、颛顼氏、高辛氏、唐尧氏、虞舜氏、禹、汤氏、文、武、周公、孔子者，十有四圣人，孔子为圣人之至。孟轲氏、荀况氏、杨雄氏、王通氏、韩愈氏五贤人，吏部为贤人而卓。”

其实，在唐代，对韩愈在传承儒家思想学术上所作的贡献就已经受到人们的关注，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欧阳修曰：“道固有行于远而止于近，有忽于往而贵于今者，非惟世俗好恶之使然，亦其理有当然者。而孔孟惶惶于一时，而师法于千万世。韩氏之文，没而不见者二百年，而后大施于今，此又非特好恶之所上下。盖其久而愈明，不可磨灭。虽蔽于暂而终耀于无穷者，其道当然也……韩氏之文之道，万世所共尊、天下所共传而有也。”赵德是韩愈同时代人，他在给韩愈的文集写的序中说：“昌黎公，圣人之徒欤！其文高出，与古之遗文不相上下。所履之道，则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孟轲、杨雄所授受。服行之实也，固已不杂其传，由佛及聃庄杨之言，不得干其思、入其文也。以是光于今，大于后，金石焦烁，斯文灿然。”

至宋，苏东坡曰：“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

可见，从唐至宋，人们对韩愈在儒学传统被中断了几百年后能够接续而重振是给予肯定和高度评价的。即便是朱子，对韩愈的这一贡献也是十分赞赏的。他认为，唐人说先儒的义理，只有韩愈氏最接近。“汉、魏以来，忽生文中子，已不多得。至唐有退之，所知尤高。”在与学生讨论《程氏遗书》时有学生引用程子的话说程子对韩愈的评价很高，但是有时说法又有矛盾。朱子说，在论性这个问题上，“若退之见得到处，却甚峻绝。性分三品，正是说气质之性。”“自古罕有人说得端的，惟退之《原道》庶几近之”。朱子多次提及韩愈的《原道》，认为此文是汉魏以来最接近先儒哲学思想内涵的著作。

但是为什么在朱子的道统谱系中韩愈却不能占一席之地呢？

在这个问题上，朱子也有很详尽的论述。他认为，韩愈的问题在于“有体而无用”。朱子有一段评论荀、扬、王、韩的讲话：“凡人著书，须自有个规模，自有个作用处。或流于申、韩，或归于黄老，或有体而无用，或有用而无体，不可一律观。且如王通这人，于世务变故、人情物态、施为作用处极见得分晓，只是于这晓得处却有病。韩退之则于大体处见得，而于作用施为处却不晓。如《原道》一篇，自孟子后无人似它见得……说得极无疵，只是空见得个本原如此，下面工夫都空疎，更无物事撑柱衬簟，所以于用处不甚可人意。”就是说，他的思想缺乏细密的认证与可靠的理论支撑，所以显得空疎。又说：“韩文公见得大意已分明，但不曾去子细理会。”“退之却见得大纲，有七八分见识。如《原道》中说得仁义道德煞好，但是他不去践履玩味，故见得不精微细密。”这是说他没有切问而近思的工夫，又不能看到先圣们思想的精微细密处。在《读唐志》一文中，朱子考察了自三代以来儒学传承的历史，指出，自汉讫于隋唐，“愈下愈衰，则去道益远。”“韩愈氏出，始觉其陋，慨然号于一世，欲去陈言以追《诗》、《书》、《六艺》之作……于是《原道》诸篇始作……则亦庶几其贤矣。然今读其书，则出于谄谀戏豫放浪而无实者自不为少。若夫所原之道，则亦徒能言其大体，而未见其有探讨服行之效，使其言之为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则其师生之间、传授之际，盖未免裂道于文以为两物，而于其轻重缓急、本末宾主之分，又未免于倒悬而逆置之也。”这一段话，显得比较严厉，朱子不仅指出了韩愈“徒能言其大体”之失，更指出他把“道”和“文”分裂因而造成轻重缓急和本末宾主的“倒悬而逆置”。这是点明了韩愈之学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也许这正是朱子毫不留情地把韩愈从道统的谱系中剔除的一个重要原因。

陈荣捷先生曾经讨论过朱子道统体系中排除汉唐诸儒的原因。他认为，朱子的道统说其学术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实质上为哲学性”，“即道统之绪，在基本上乃为哲学性之统序而非历史性或经籍上之系列。进一步言之，即道统之观念，乃起自新儒学发展之哲学性内在需要。”“朱子以为汉唐诸儒实不解孔孟中心思想。故谓汉唐以还，文字所传糟粕而已。易言之，汉唐诸儒其于新儒家哲学之内涵，殊无贡献。”陈先生的见解确实有独到之处，回看上文所引朱子之论，确可印证陈先生的观点。

有趣的是，朱子在对韩愈严厉批评的同时，还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他的惋惜和无奈。朱子认为，韩愈天分很高，他完全有可能在儒家道统的传承中作出更大的贡献。问题是他的兴趣更多的是在文学上，在词章之学上。《沧州精舍谕学者》曰：“如韩退之、柳子厚辈亦是如此……然皆只是要作好文章，令人称赏而已，究竟何预己事？却用了许多岁月，费了许多精神，甚可惜也。”就是说，他把过多的精力用在文章上了。前文所引“语类”论及韩愈大体上见得而流于空疏一段后，朱子评论说：“缘他费工夫去作文，所以读书者只为作文用。自朝至暮，自少至老，只是火急去弄文章，而于经纶实务不曾究心，所以作用不得。每日只是招引得几个诗酒秀才和尚度日，有些工夫，只了得去磨炼文章，所以无工夫来做这边事。兼他说我这个便是圣贤事业了，自不知其非。”这一类的话还有很多，尤其是他对学生讲得特别多，特别动感情。如“缘他不曾去穷理，只是作文，所以如此。”“韩退之及欧、苏诸公议论，不过是主于文词，少间却是边头带说得些道理，其本意终自可见。”言语中充满了惋惜与无奈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