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诗中的悯农情结

在我的印象中，出家人大抵都标榜自己“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是不怎么关心人间世事的。然而，日前拜读《中国历代僧诗精华》一书，发现其中仍不乏针砭时弊，借物寄怀，咏史明志，忧国悯农等贴近世俗社会的名篇佳构，尤其是悯农诗更是令我眼睛一亮。

说到悯农诗，我们耳熟能详的当数唐代诗人李绅的《悯农二首》了：其一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其二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由于诗涉“三农”问题，识见一针见血，词语警策，既启人深思又发人猛醒，所以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传诵，可堪悯农诗之扛鼎之作了。而在《中国历代僧诗精华》之书所选自东晋迄于近世130多位诗僧300余首作品中，悯农诗虽只占3首，数量固然有限却也视角独特，言近意远，具有一定的欣赏价值和借鉴意义。

一首是齐已的《耕叟》，诗曰：

春风吹蓑衣，暮雨滴箬笠。

夫妇耕共劳，儿孙饥对泣。

田园高且瘦，赋税重复急。

官仓鼠雀群，共侍新租入。

作者齐已，唐末五代僧人，俗姓胡，名得生，益阳人，自幼出家，习律仪，而耽吟咏，其诗词清润平淡中见僻远冷峭之致，有《白莲集》及诗论《风骚旨格》行世。这首诗前四句写的是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春天傍晚，一对农人夫妇披蓑戴笠还在田野里耕耘播种，可草屋家里的儿孙们却耐不住饥饿而啼哭不止。后四句条分缕析了农家困厄的社会根源：一是土地瘠薄；二是赋税繁急；三是贪官众多。因此，无论农人如何起早贪黑，顶风冒雨辛勤劳作，也无法摆脱饥寒交迫的悲惨命运。尤其那些“鼠雀”（官吏）尚在春播时节就已在谋划秋收时的“新租入”了，贪婪狠毒之丑态俨然矣，可谓是画骨形神，入木三分，令人愤慨不已，恨不能提三尺宝剑，崭决世间伤农殃民的“老虎”和“苍蝇”。

一首是可朋的《耕田鼓诗》，诗曰：

农舍田头鼓，王孙筵上鼓。

击鼓兮皆为鼓，一何乐兮一何苦！

上有烈日，下有焦土。

愿我天翁降之以雨，令桑麻熟，包箱富。

不饥不寒，上下一般。

作者可朋，五代僧人，四川人氏。据传有诗千余篇，号《玉垒集》。好饮酒，贫无以偿酒债，时以诗周之。可朋写这首诗有这样一个背景，后蜀欧阳炯与可朋友善，广政十九年酷暑中，欧阳炯与同僚纳凉于净众寺，依林亭列樽俎，举座皆欢。时寺外耕者在烈日下暴背耘田，击腰鼓自娱，以驱疲惫。可朋遂作此诗以贽欧阳炯。众宾阅毕，欧阳遽命撤席。此诗以鼓为题旨，铺张开去，将耕田农人的辛勤劳苦与富家公子的寻欢作乐作强烈的对比，表达了作者关心民瘼，哀民生之多艰的世俗胸襟，谴责了那些不劳而获的社会蛀虫，殷切希望出现一个风调雨顺、百姓富足、众生平等的太平世界，谱世精神显而易见。

一首是明本的《田歌》，诗曰：

村南村北春水鸣，村村布谷催春耕。

手捧饭盂向天祝，明日插秧还我晴。

作者明本，元代僧人，俗姓孙，吴中峰，钱塘人。出家吴山圣水寺，后居天目，有《中峰广录》传世。这首诗独辟蹊径，不在表面上营造强烈的社会矛盾冲突，反而在费尽笔墨描募农村自然观景和农事生产，虽然气氛紧张，但也接地气，有抒情意味。你瞧：一边是布谷声声催春耕，一边是春雨绵绵田水满，仿佛是在劝耕：农事不待人，农时不可误。可是天公不肯作美，连个晴天也不给，唯有捧着饭碗向天祈求了。这种求天不求人的异常举动，其实体现了农人对蒙元社会的绝望和无奈。因为凭经验，他们不敢也不会奢求地主老财的免租减息，更不敢更不会奢求官府税吏的惠农政策，唯一能够祈求的就只有看得见摸不着的老天爷了，当然所求的不是天上掉下馅饼，而是求它放个晴天，好插秧苗，希图有个渺茫的好收成，怜悯之态跃然纸上。特别是“还我晴”的“还”字，一字千钧，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同时也让我们隐约感到有一股主人翁的气息在滋生漫长，排蒙的民族情绪已然初露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