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山千年文庙的古与今

原残破不堪的武夷山文庙崇圣祠修复一新坐落于武夷山市政府大院内的崇安文庙建筑，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与血汗的结晶，原破旧不堪，今修葺一新，成为市民文化娱乐活动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场所，亦是其悠久历史文化的写照。

武夷山市原名崇安县，建制于公元894年，经国务院批准，1990年元旦正式改名为武夷山市。崇安文庙旧址位于今武夷山市政府、市图书馆一带，建于宋绍圣2年，占据城关中央位置，曾是闽北最辉煌的文庙，占地30多亩，比府治建瓯的文庙还大。文庙一是为祭孔，二是为教书育人，谓之学宫。现在，武夷山市只有20余万人口，但古代文士辈出，得中进士的人数在闽北名列前茅，这与当地重视教育、悉心维持文庙的传统是分不开的。

追寻古代的武夷山文庙足迹

武夷山在古代“为七闽户牖，舟车辐辏，冠盖相属”，历代知县、县令都很重视武夷文庙的建设。朱熹一生有50多年在武夷山度过，他生前多次谒拜县文庙并留下了两篇记文。朱子集理学之大成，被认为是孔孟之后最大的儒者，死后从祀孔庙，清代配享大成殿。由于朱子的缘故，武夷山文庙随之荣耀，其建筑越往后越巍峨壮观，至清代“宏丽为闽北冠”，“行道之人见宫墙之壮，轮奂之美，莫不肃然起敬。”如今，武夷山市政府大楼南侧、崇圣祠西南片的参天古樟群，便是当年武夷文庙创建时植下的“孔林”，古树见证了武夷文庙近千年的辉煌与沧桑。

据武夷山史料介绍：崇安文庙占地30多亩，至1970年前，基本格局仍在，整体略呈“甲”字形，布局严谨，庭院宽敞，多座建筑为飞檐翘角、雕梁画栋，是武夷山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一颗明珠。站在市区横街头仰望文庙中轴线上依岭坡而筑的陛道及建筑，庄严肃穆，气势逼人。坡顶是一座三层斗拱飞檐的壮美牌楼，上悬“闽邦邹鲁”与“仰之弥高”横匾。牌楼是进入文庙核心的大门。大门两翼的庙墙分别写有“宫墙万仞”和“天南道国”八个猷劲大字。宫墙下是条从五贤祠方位横折过来的大道，道旁墙体上嵌有一块齐眉高的石碑，上刻“文武官员至此下马”大字。

据武夷山旧志记载，匾额“闽邦邹鲁”，是明代董其昌手笔。“闽邦邹鲁”、“天南道国”二语，与“道南理窟”一样，几乎是武夷山专属的。故今人蔡尚思有诗曰：“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武夷山在儒学史上有这样的地位，理应有与之相称的文庙。

据相关史料记载，学龄内就到崇安的朱熹，无疑多次朝觐礼拜过县治的孔庙。乾道年间，朱熹学业精进，著述颇丰，已成为崇安有相当名望的人物。这时的知县邀请朱熹为二贤祠作记，即后来收入《晦庵集》卷七十七的《建宁府崇安县学二公祠记》。二贤祠祀赵清献，乃崇安早年知县、后来与包拯齐名的大清官赵抃（1008～1084）；胡文定，乃朱子启蒙师傅胡宪的从父、人称“武夷先生”的大理学家胡安国。十多年后的淳熙七年（1180），知县赵彦绳再修学宫与学舍，“学宫旧无田，彦绳核发寺田二顷有奇，给资士之贫者”，即收缴了城乡多处废寺田产归学宫所有，创立“学田制”，用于维系学宫运营和资助贫困的老师及学生。朱熹很感动，再“为之记”表示赞赏，即后来收入《晦庵集》卷七十九的《建宁府崇安县学田记》。如同朱熹倡导“社仓法”，文庙设乡贤祠与学田之举，由于朱熹“记文”的传播，后来被各地文庙所效法并成为制度。这些记文都照朱熹真迹刻成碑文，民国年间仍立于崇安文庙内。武夷山文庙建筑庞大，并随着朱熹后来地位的不断提升而逐代升级。

清末民初，军阀混战，文庙失修，“丹碧剥落，殿庑半圮”。至民国二十八年，即1939年，国共合作抗日，崇安稍宁，县领导等人组织专门委员会筹款，历时2年多对文庙进行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