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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光漫谈朱子文化 再读朱熹

2015-04-14 10:17:28  来源:东南网  责任编辑:林张清   我来说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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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网4月14日讯(福建日报记者 树红霞)“历史上与福建最相契合的世界级历史文化伟人,唯朱熹一人而已。”张建光饱含深情地说。

张建光是中国作协会员,现为南平市政协主席,可他又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朱子迷,潜心研究朱子,发表了多篇研究文章。11日,在福建省文学院主办的八闽书院名家大讲堂上,张建光漫谈朱子文化,围绕几个值得思辨的问题,与读者一道再读朱熹,走近其人、其学、其义。

新儒学,“新”在集大成

朱子理学与孔孟之道一脉相承,是中国文化并峙的两座高峰。圣贤们称朱子为“三代下的孔子”,与孔子的直系弟子们一起配祀孔庙。朱熹何以赢得如此高的赞誉?

在张建光看来,朱熹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是“照着讲”,而是“接着讲”,把孔子学说系统化、理论化,建立起“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新儒学,回应了价值理想(理崩乐坏)的挑战、外来文化(佛教文化)的挑战、理论转型(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挑战。

朱子理学不仅集理学之大成,而且集释、道等中国文化之大成,是那个时代精神的表征和主流思想。也正因如此,朱子学说被称之为“后孔子主义”“新儒学”。

学者陈寅恪评价说:“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

在张建光看来,朱子建构了以“理”为中心的学术思想体系,地位与西方哲学史中的康德相当。可让张建光不解的是,这么伟大的人物,长期以来竟没有多少人深入研究他,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

朱子理学蕴含自然科学

有人认为南宋以降,中国科技发明走向式微,朱子理学更多的是社会科学内容,对自然科学毫无裨益,甚至是桎梏。朱子文化阻碍科技进步吗?

张建光说,朱子不仅是社会学家,而且是自然科学家。他自制浑天仪,观测星象,提出了东方古典星云说,第一个辨出化石。朱熹还发现了雪花六边形的事实,比西方天文学家开普勒早上四五百年。

曾提出“李约瑟难题”的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对朱子也给予极高的评价,在其《科学思想史》上称朱熹是“中国历史上最高的综合思想家”。

值得一提的是,朱熹对周易研究的成果,特别是那张阴阳回互相抱的古太极图,极大地影响了波尔和莱布尼茨,引发了现代物理大师的创造发明的灵感。波尔公开宣称,他的量子理论的互补概念同东方古典文化的太极阴阳思想有惊人的一致。莱布尼茨则受此启发发明了二进位制,于是有了电子计算机。

“在我们敲打键盘的时候,别忘了这里面有朱熹的功劳。”张建光说,朱子理学蕴含着极其丰富的自然科学思想,至少是指导思想和方法论。

朱子可敬可亲

自朱子理学形成以来,对朱子其人其学的评价就是冰火两重天。最客气的说法就是可敬不可亲。事实果真如此吗?

“朱子不是‘冬烘先生’,也不是‘伪道学家’,而是饮食男女,性情中人。”张建光说,朱子的可敬可亲之处体现在其为官、为人、为友、为文上。

为官,以民为本,注重教会。朱熹当了不到9年官,做了两件大事:化民成俗、救灾。朱熹从政期间,整顿扩大了官学,修复了著名书院,并亲授儒道理学。为从根本解决救灾问题,朱熹结合五夫镇的实际,建议设社仓。如今五夫社仓砖雕匾额仍安在,他亲自撰写的《建州崇安县五夫社仓记》,还是那样暖人心房。

为人,与人为善,清理相待。“鹅湖之辩”,朱熹与陆九渊各持己见,不欢而散。但是,朱熹重建白鹿洞书院后,依然邀陆九渊前去讲学,自己在下听讲,说明朱熹心胸坦荡,不以学术观点分歧心存芥蒂。

为友,志同道合,情真意笃。陆游被贬回绍兴之时,同在病中的朱熹托人千里赠送武夷纸被,放翁为此赋诗两首,诗云“纸被围身度雪天,白于狐腋软如锦”。朱子对朋友的情谊由此可知一二。

为文,灵山秀水,生动活泼。“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相对朱子的理学而言,他的诗歌得到历代一致的认同。至于那脍炙人口的十首《九曲棹歌》,用民歌乐府写就,早已成为武夷山水的第一导游词。

朱子文化可以走出去

朱熹创立的闽学,是闽台文化的核心、两岸交流的思想文化之本源。闽学于明清之际传入台湾,成为台湾地区的主流文化,对台湾人民影响深远。台北孔庙每次祭孔之后便是祭朱,台湾地区形成了“紫阳儒宗、海隅仰止”的浓厚氛围。

“朱子文化可以增进两岸认同,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在推进海峡两岸文化交流中,朱子文化是政要认同、专家首肯、民众信仰。”张建光说,朱子学说不仅极大影响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而且远播东亚诸国和欧美国家,具有走出去的价值和条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价武夷山文化遗产时指出,“作为一种学说,后孔子主义在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中占据统治地位曾达很多世纪,并在哲学和政治方面影响了世界很大一部分”。朱子文化是朝鲜李朝500多年的官方哲学,日本江户时代、德川幕府近300年的官方意识形态,越南陈、黎、阮三朝600多年的官方指导思想。日本思想史学会会长子安宣邦教授认为:“在近代东方哲学中,唯一能够与西方在体系规模上等量齐观的,只有朱熹的哲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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