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海军分区司令员：用人腐败是甲午战败症结

纵观北洋海军将领队伍，拉帮结派、拉拢裙带的现象比较普遍。北洋军官大多出身福州船政学堂，以福建人居多，他们人多势众，常常刻意排斥非闽系军官。长期拉帮结派且排挤打压异己，让闽系军官主导了水师军政大权，导致有才能的非闽系军官得不到提升重用，甚至连身为北洋水师提督的安徽人丁汝昌也不得不承认：“孤寄于群闽之上，遂为闽党所制，威令不行”。纵观北洋舰队的几十名管带中，较好的如致远舰管带邓世昌，经远舰管带林永升，在黄海之战中英勇就义。但这样的将领毕竟太少，而且还不被相容，邓世昌就因“不饮赌、不观剧、非时未尝登岸，众以其立异，皆嫉视之。”可以说，派系结党私营，用人失察失误，严重制约了北洋海军军力战力的发展。

教训之二：将领庸才无德，贪生懦弱，注定带来军心涣散、自毁长城

李鸿章创建北洋海军，注重武器装备，开设新式学校，把一些将领送到国外深造，甚至还聘请了164名洋员来华帮教训练水师，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但李鸿章对培育北洋官兵的德行操守却关心甚少。北洋海军正是因为缺少了基本的军人武德和操守培育，导致出现了一大批贪生怕死、懦弱无能之辈。甲午战争爆发时，本应是军人报国、建功立业的机会，但临阵脱逃者比比皆是。

在黄海海战中，中日双方舰队的实力不相上下。北洋舰队的优势是铁甲舰和重炮较多，其中定远、镇远两艘主力舰无论装甲、吨位、火炮口径都是当时世界领先、远东一流的战舰。单纯从军力上看，中国舰队还略占优势，但海战的结局却是相反。反观其败因，北洋海军将领贪生怕死，临阵脱逃是重要原因。在激战中，济远、广甲、扬威三舰惊恐万状，仓皇逃窜，不但削弱了战斗力，还严重扰乱了军心。尤其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在丰岛和大东沟海战中，两次临阵脱逃，撞坏己方战舰，均谎报军情，极尽能事为自己表功开脱，闭口不谈畏战逃跑之事。

陆军方面，战死的将领只有左宝贵、马玉昆等几位，逃跑的却大有人在。朝鲜牙山之役，提督叶志超不但仓皇逃窜，还谎报军情，“饰败为胜，欺君邀赏”。清廷不但不追究其领导责任，还令他统帅平壤诸军，诸将以其庸懦无能，皆轻视之，失败之命运，不需日军来攻，已可预知。果然，叶志超故伎重演，率部“一夕狂驰三百里”，退过鸭绿江，朝鲜战场彻底溃败;旅顺是清朝经营多年的远东第一大军港，是渤海的钥匙，北京的门户，从地理位置、防御体系来说，只要守城官兵士气旺盛，指挥得当，坚守数月不成问题。但守将龚照屿“贪鄙庸劣”，未见敌军就乘小船逃往烟台，守军土崩瓦解，日军只用了6天就攻占旅顺。

更为严重的是，在刘公岛之战中，北洋海军官兵竟发展到集体投降哗变的地步。洋员马格禄与部分军官牛昶昞、严道洪等请降，“各管带踵至，相对泣”，“刘公岛兵士聚党噪出，鸣枪过市，声言向提督觅生路。”管带王平竞带领十艘鱼雷艇结伙逃跑，结果被日军或击沉、或俘获，一支完整无损的鱼雷艇支队，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就悉数毁灭了。北洋海军官兵如此贪生怕死，自乱阵脚，自毁军心，岂有不灭亡的道理。

反观甲午海战中不乏英勇作战者。刘公岛南2海里，岛岸线不足千米的日岛炮台上，管带萨镇冰带领30余名水兵，用仅有的8门火炮抵抗住了日本舰队25只舰数百门速射炮的轮番围攻，直至弹尽炮毁。共激战坚守8天，击退日军海陆军多次进攻，大大迟滞了日军攻占刘公岛的脚步。以民族英雄邓世昌为代表的部分将士，表现出了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英勇作战，以身殉国，但像这样的壮举毕竟屈指可数。倘若北洋海军官兵皆能英勇无畏，群起而战之，恐怕战局就会另当别论。

教训之三：治官执法不严，管教不力，势必导致精神萎靡、军纪涣散

甲午海战，北洋舰队屡战屡败，溃不成军，没有打过一个胜仗，没有击沉过一艘敌舰。这与当时的北洋海军军纪涣散、部队精神萎靡有着直接关系。